虚云大师是近代的佛门巨擘，但是我们观察他的照片，就会发现他是不符合我们一般印象中的出家人的形象的——虚云老和尚蓄发留须。
关于这一点很多人都理解错了，比如最近在少林寺出家为沙弥的蔡志忠老师，他就认为虚云禅师是“留头发和胡子是无所谓的”。这样理解是不对的，其实这跟虚云老和尚的修行方式有关，并不是很多人自认为的“高僧就可以蓄发留须”那样。
公元年，虚云老和尚在云居山开示了自己“蓄发留须”为问题：“谈到和尚蓄须这件事，旁人对我是不清楚的，我初出家时，误学头陀留须发带金箍。那时不明教理，早就错了，后来被善知识一骂就剃了，以后每年剃一次头，每逢除夕洗一次脚，平生不洗澡，既然一年才剃一次头，平常不剃头，就不剃胡子，我不是有意养胡子的。”
这段话不是庵主说的，在虚云老和尚的文集中有记载，有阅读过相关文献的读者可以给庵主证明一下。大家一定要注意，以后再有人拿虚云老和尚“蓄发留须”作为“不剃发、留胡须”的依据，可以参照老和尚的开示语录予以驳斥。
当然，本章的重点不是“蓄发留须”，而是“头陀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苦行”。一提到苦行，大家应该能够想起辽宁海城大悲寺的僧众，也就是妙祥主持领导的僧团。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海城大悲寺的僧众往往被信众作为例子，批判河南嵩山少林寺的僧众以及释永信大和尚。
作为佛弟子呢，庵主不对这两个僧团以及大和尚妄加议论，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虚云的头陀行与大悲寺的头陀行有何差别？”换言之，现代的僧团还有没有必要去行“苦行”？它的意义到底是在哪里？
提到虚云老和尚，笔者的眼泪都要掉下来，那个时代真的是太难了。我们现在一提到他，都会这样说：“虚云以一人之力，肩挑禅宗五脉，一衲一钵一仗走遍天涯。”这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绝对不是，这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所有佛弟子的无奈和悲哀。
禅门（南禅）自六祖惠能以来，不断地开枝散叶，可谓是横扫南北，这是中国佛教最为光辉的顶点之一。
但是，到了19世纪，中国佛教竟然如此衰微，以致于“五家七宗”面临着香火失传的境地。汉传八宗以净土、禅宗最为兴盛，其他的如唯识、律宗、唐密等等，几乎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式微了。
“禅净合流”使得佛教在广袤的民间扎下了深深的根，但可悲的是，在清末那个动荡的时代，禅宗这个极具生命力的宗派，也即将走向灭亡。如太虚大师所说：“明清之际，佛教已沦为民间的玩物，义理无人钻研，僧团制度几近崩溃。”尤其是在虚云和尚出家的时期，整个佛教都乌烟瘴气，僧众的考核制度被取消、僧团的制度极为混乱、佛教的义理无人继承，可谓是岌岌可危。
那个时候的僧众在干什么呢？汪曾祺先生有一部小说叫作《受戒》，其中描绘了一些和尚生活的日常，那就是当时的大部分的僧众的日常写照。比如，“放焰口”等同于杂耍、“俊俏的年轻和尚带着戏子跑了”、“寺庙也算账、过年、杀猪”、“大寺庙的主持有很多老婆”、“和尚也可以结婚”等等，这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这倒不是贬低佛教或者是怎么样，包括印顺、太虚、虚云等大德，都承认了中国佛教百余年的“高度世俗化”。故而，太虚大师在他弘法的年代，提出了“僧团改革”的理论并且付诸实践，他是整个现代佛教的奠基人之一。而虚云大师比太虚大师年长50岁，虚云大师正处在民族危急存亡的时刻，他出生于公元年。
读过历史书的读者应该知道，“公元年，中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2年以后，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
这个时期的中国人民，生活中水深火热之中，谁还有闲工夫去管你佛教怎么样呢？谁还在乎你禅宗是不是要断了法脉呢？谁还有那个精力和心思去钻研佛教义理呢？
那么，“天选之人”出现了，虚云在年正式出家，随后又受“具足戒”，正式开始了他的“苦行生涯”。大家要注意一点，为什么虚云（当时法号为“德清”）选择的是“头陀行”？这实际上与禅宗的祖师达摩有很大的关系，达摩禅师的“二入四行”是古印度佛教“头陀行”的翻版，尤其是其中的“四行”，其实就是相当艰苦的“头陀行”。
达摩禅在初传时期遭到了很大的打压，因为这种游方乞食、居无定所、不蓄资产、聚众集会的方式，很容易引起统治者的怀疑与打压。
类比一下，中国人熟悉的“侠客”，实际上与“达摩禅僧”有着相近的地方，他们也不被世俗权力所容忍。中国禅宗以达摩为祖师，“头陀行”被认为是末法时代“正法仍存”的重要象征，故而，虚云老和尚在皈依佛门之后，选择了头陀行。
佛是反对苦行的，但是，佛教作为“禁欲克己”的宗派，它的极端必然是“头陀行”。佛住世期间，提婆达多曾以“五事”与佛争执，但佛都没有同意他的意见。包括露宿、穿破衣、不食肉、不食盐、不食乳制品等在内，佛都是断然否定的。因为，当时佛住在僧团之中，僧众没有必要走极端。
但是，到了虚云出家的时候，整个华夏都走到了极端，他作为“志向远大、悲切深远”的佛教僧侣，必然会以“头陀行”示现众生。虚云老和尚的头陀行很苦啊，出家以后再也不洗澡、一年只洗一次脚，走到哪里都是一钵、一杖、一笠、一钟，为的是要示现众生——正法仍存，佛法未灭。
佛入灭时说：“以戒为师”，事实上，民国的高僧都相当重视戒律，因为这是佛教的根本。比如，我们熟知的弘一大师，他弃绝红尘之后，就专修律宗。
除了个人的性格原因之外，这实际上与当时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包括虚云、弘一、印光、太虚等众多高僧，都不遗余力地弘扬戒律。
没有戒律，就没有佛教，没有戒律，一切法都无从谈起。这是那个时代的高僧们做的努力，那是“末法时代即将来临”的恐惧中所走的极端，那是因缘所致的殊胜示现。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谈一下大悲寺的“苦行”，庵主知道，一谈到这个话题就会拿少林寺举例子，种种妄语就出来了。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太虚大师已经为“中国现代佛学”建立了完整的机制，为僧团在世俗与出世俗之间找到了平衡点。我们其实可以举达摩到五祖弘忍的例子，那个时候的禅宗是遭到官方僧团的驳斥的，同时遭到了世俗权力的极度打压。
原因就在以上，“头陀行”过于极端，不能够融入世间，最终将导致僧团的集体灭亡。从慧可大师开始，禅宗便逐渐地中国化，知道五祖弘忍确立了“固定僧团，安居基地”的僧团制度。其后的百丈怀海禅师，建立了一整套的“清规制度”，使得佛教僧团得以保全。
随后，“会昌法难”便开始了，所有的官方僧团，在离开了世俗权力的支持之后，都走向了覆灭，只有禅宗才保存了下来。各位，这是血淋淋的教训、这是残酷的现实、这是历代高僧用生命总结出来的制度。不能够以单方面的“博人眼球”而对抗整个大僧伽，不能够在没有必要极端的时候，去走极端。
这是庵主为什么对于大悲寺苦行不认可的原因，当然，妙祥和尚与大悲寺僧团到底如何，笔者也不去具体地评论。但是，“头陀行”这件事情，并不比“固定居住”的僧众要高级、要慈悲。头陀行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手段，是无奈之下的无奈之举，是正法不灭的途径，是欲海之中的佛法之灯。
那么，现在到了极端的时刻与极端的年代吗？显然是没有的。我们称赞虚云老和尚的苦行，并不在于其苦行本身，而在于其大愿大悲大行大力的百年弘法之心。
假设苦行真的是衡量僧团或者大德的标准，那么除了这些行头陀行的大师之外，其他的大德将置于何地呢？这便是不明就里的大分别与大执著，这便是不究竟不见性的大虚妄，这便是那个不看月亮而看手指的人。
出家的僧众到底是如何，庵主不想也不能去揣测，但还是希望各位读者能够深入经藏。这样，我们能够站在更加如法、宽广的视角，去看待红尘俗世中的种种分别，这是愚痴众生因分别产出的众生相。
还是那句话，多读书，多思考，不要人云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