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拥抱的过程中，劳伦·杰克逊还对姚明耳语了几句，到底说了什么呢？姚明说：“就说祝你好运之类的，这届奥运会非常成功。”而对于两人的这个拥抱，姚明直言可以体现这次奥运的意义。“可以体现这届奥运会的意义，世界大同。不管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哪种文化的背景，都会在这里找到我们的共同语言，比如说篮球。”
最近，身陷“募捐门”事件的张杰有点烦，面对各种质疑，他昨日回到家乡成都为某品牌站台宣传。虽然活动现场蜂拥而至的粉丝尖叫声爆棚，力证其人气，可为免旁生枝节，张杰并未安排媒体采访环节，在台上也对歌迷募捐事件只字未提。2008年的旧账被翻出来，私吞歌迷募款传言对一直形象良好的张杰可谓打击不小，不久前在北京演唱会上，这位7尺男儿竟然忍不住在台上哭了起来，并表示将举行一场不售票演唱会兑现承诺。昨日，张杰在事件发生后首次回到家乡，星星们在“危难”时刻更加力挺偶像。从主办方了解到，星星提前四五个小时就来到活动现场蹲守，由于粉丝团太过庞大，活动举办地的商场出动了所有的保安来维持秩序。临近活动开始，现场聚集了上千名粉丝，围得水泄不通。除了舞台，商场4层楼一眼能望去的地方全是举着灯牌、蓝色气球的粉丝。下午1点过，一身黑色装扮的张杰在震耳欲聋的尖叫声中登上了舞台，由于粉丝们太激动，活动差点因为现场混乱而终止。张杰显得心情非常好，并未受到最近负面的影响，面对现场粉丝的呼喊，他拿起就开始全方位拍摄：“回到家乡我很高兴，家乡的粉丝们实在是太热情了！让我拍下你们！”张杰一面拍粉丝，一面玩起了自拍，隔空和粉丝们来了一次“合影”。主办方工作人员告诉，由于最近争议较多，张杰不愿意接受任何采访，在现场唱完《第一夫人》等两首歌曲后，张杰便迅速离开。
出身于“追涨杀跌敢死队”*平表示，创势翔投资今年除了*工和国企改革的大主题之外，也会做一些比较激进的短线操作，包括操作次新股。“前提是在春节行情后产品已有20%的收益，这20%的收益是做激进操作的资本。”
总的来看，归属于股东的基本每股收益1.22元，同比增长12.96%；营业收入640.57亿元，同比增长12.15%。但年化后归属于股东的平均总资产收益率(ROAA)和归属于股东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AE)分别为1.46%和25.46%，较2012年同期的1.53%和27.00%均有所下降。
29日，在南京市第五场“向人民汇报”述职评议现场，媒体观察员反映了一个由于人社部门员工失误而导致南京一市民来回奔波处理，期间还受到不少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推诿的事件，南京市人社局*组成员钱国荣现场表示，对于推诿的工作人员，要与其年底季度奖金的发放挂钩，如果查实由于工作失误导致百姓来回奔波产生的费用，直接者应该进行合理的补偿。(10月29日《中国》) 相信很多人都曾有过类似无奈的经历：明明是公职人员的工作失误，可对这种失误的纠正还要靠“受害人”的四处奔波，需要跑不少趟冤枉路、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解决问题，期间遭遇的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让很多人有深深的切肤之痛，而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在几经周折之后，公职人员的失误得以纠正，让事情再次回到没有失误的正常状态。 可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有过错的是出现工作失误的公职人员，而作为“受害者”的当事人没有任何过错，让当事人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来弥补公职人员的工作失误，无疑是非常不公平的“他人犯错，我来买单”。一旦公职人员不需要因为自己的失误对“受害者”承担任何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对当事人有任何敬畏之心。 或许有人会说，一旦公职人员的工作失误被查实，他也是要承担的，比如轻则受到批评警告，重则受到降职处分。前段时间，北漂小伙回家乡办护照遭刁难的事情被焦点访谈曝光后，河北省公安厅迅速处分了涉事公职人员，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谁给人民群众找麻烦，我们就一定让他有麻烦”。这样严厉的问责制度，无疑是对公职人员转变工作作风的有力督促。 也要看到，这只涉及公职人员对上承担，却不涉及其对外承担。因为，这种追究的方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追究，靠的是来自领导命令的压力，而不是要对当事人负的压力。而从严格意义上讲，一旦公职人员出现工作失误，他既要承担内部的行*，又要承担外部的民事。而且，民事的赔偿，要优先于行*的处罚。 可以想象，如果所有的公职人员头顶上都有“失误就要赔偿”的紧箍，那么一个始终不负的公职人员的生活该多么悲催，估计他每个月的工资都要用来赔偿没有错误的当事人。在如影随形的赔偿压力之下，用不着上级领导整天耳提面命，公职人员就会主动自我加压。 在法治社会中，权责对等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有多大权力就要承担多大，公职人员由于自己的失误承担对“受害者”的赔偿，无论从情理还是法理上讲都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惯常的制度规定应当比南京市人社局提出的“直接者应该进行合理的补偿”还要进一步，即出现工作失误的公职人员要对当事人因此产生的所有损失承担赔偿。 当然，若要让“给公众找麻烦者就得承担赔偿”成为惯例，必须畅通“受害者”的救济渠道，让公众有切实可用的监督权。比如，在公职人员出现工作失误给当事人造成损失后，当事人的投诉能够得到及时的受理和解决；如果这样的途径受阻，当事人还可以很容易求助上级部门或人大代表对涉事单位进行问责；如果依然无法奏效，当事人还可以提起诉讼，让作为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司法为自己撑腰。总之，只有权利有救济，权力才能被驯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