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高放
（七）
作者简介
付力，曾用名付桂云，女，汉族，高中文化程度，中共*员。
年农历8月25日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市
年参加东北民主联*
年3月-年8月在中共辽北省委*治部任秘书
年加入中国共产*
年8月-年10月在辽北*区*事教导大队任*治教员。
年10月-年在沈阳市总工会职工部任科长。
年-年在四野三十八*一五一师任*治部任秘书。
年-年在南宁市委组织部任科长。
年-年在广州市监察委员会任处长。
年-年在柳州地委任处长。
年-年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任技术处处长。
年底-年7月在*科学分院任地理所所长。
-年在陕西省总工会临潼疗养院任副院长。
年-年在陕西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任处长。
年离休。
年11月6日因病逝世。
两广工作十年，调*事科学院，编写《毛泽东*事文选》
五○年春，我已随四野十三兵团三十八*后勤部一部到达了广州市，得知高放所在部队已到达广西百色地区后，我从广州出发经柳州赶往广西龙州县，我走到柳州时病倒了。因为长年战争，生活物资紧张，加上营养不好我当时也很削瘦。在医院，待病愈后继续赶往广西龙州。不久我同高放同志终于见面了，那天是他和警卫员到汽车站接的我。我见到了快一年未见面的高放同志，他也很清瘦，但精神很好，对我的到来，他十分兴奋和高兴。全国已解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立了，我们也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我所说的家，也是只有二个行李（马搭子）合在一起就算是家了。当时部队实行的是供给制，我们的家连热水瓶都没有一个。生活非常苦，但我们的心情非常甜美。我们经过这多年的战争生活，为了人民共和国的创立天各一方，现在和平来了，我们可以建一个正式的家了。五○年底时，我们的大女儿江江出生了，我们用孩子的“奶费”买了一个热水瓶。我记得我们住的那个小楼是美国教会牧师住的房子，他们都已撤走了。有一次我在收拾房子时发现了天花板上放着不少的生活用具，我找到了一支小钢锅，是不锈钢的上面有英文字，这支小锅品质非常好，我用它给孩子煮奶烧饭，现在仍在我家使用着。
五三年，部队生活有所改善，高放同志副师级在部队享受“小灶”待遇了。我在地方*府工作，吃饭也可以享受“中灶”待遇了。那时高放同志发的衣服也多了起来，开始发呢子*服了，我在地方工作也发兰呢子服装，不过当时呢子较粗。我们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当时部队规定团以上干部的小孩子每人由组织给请一位保姆，三个孩子可请两个保姆，全部由部队出钱。在实行供给制前孩子是给生活费的，（保姆费和奶费）。五六年，部队实行薪金制，高放同志定十二级，我定为十六级,我们开始有了工资收入了，按当时物价，我们有三个孩子日子过得比较充实。我们计划支出，商量着怎样过好生活。我在五二年底将我的母亲从东北接到了广西，同我们住在一起，我决心让她老人家过好幸福的晚年。高放同志对待我的母亲十分孝敬，每天下班都问赛问暖，在生活上照料的无微不至。家中六口人请了两位保姆，照看孩子，我们当时生活的很满意，和谐幸福。高放同志经常对我说：“付力同志，要是没有你，我都不敢想我还会有这个家，还会有孩子，我们的日子会一天比一天好的”。是啊，高放同志自幼年丧母，自小失去母爱，但那个商人出身的父亲也没给过他什么父爱，他自打少年离家到现在已有二十几年了，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战争，经过了“延安整风”运动，到全国解放，高放同志在枪林弹雨的岁月之中，几次大难不死，熬到了现在，他应该有一个幸福的家了，这也是上帝的意思吧？我应承担起给他幸福，给他温暖的担子。我是带着对高放同志深刻的爱和同情，抱着高度的责任心开始了和他相濡以沫的夫妻生活的。
广西全境解放后，三十八*一五一师驻防广西，*委命令一五一师归编广西*区，另外两个师调往朝鲜战场，参国 。高放同志归广西*区所属，当时他在龙州*分区任参谋长（师级）。
广西境内多山，大瑶山脉等组成了连绵数百里的山脉，号称：“十万大山”。山中多惯匪，加上国民*潜伏部队，数量不小，是一股很大的反动力量。全国刚解放不久，他们常常下山袭扰百姓，抢劫财产，破坏交通生产，散布谣言惑众，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危害。
五○年冬季，中央*委指示广西部队在一九五一年一年之内全部肃清境内土匪。当时任四野*治部主任的陶铸同志亲自从广州到广西布置工作，经研究方案定为从匪患最重的瑶山开始进行清剿。瑶山很大，相当于秦岭山脉，那时的土匪有的从明清起就出身于惯匪家庭，历界*府都多次剿灭不了，加上国民*特务也潜藏入山，他们勾结土匪危害人民，成了大患，很难对付。*区会议做了布置之后，各*分区也做了动员安排。高放同志是*分区进山剿匪的带队领导之一。进山剿匪部队都挑选的精干人员，携带轻武器，重武器在山里不便行动。一般的情况部队进山都几天后出山，有时也有半月时间。最危险的一次是剿匪部队走了一天没见到任何可疑迹像，快到*昏了，部队都很疲劳，前面到了一个山间小镇子，高放命令部队原地休息，准备吃饭。派出的警戒哨突然发现镇前小山头上有一个放牛娃，跑到一棵小树边上将小树板倒了，并对山头上喊叫，哨兵发现可疑，立即报告高放同志。发现情况不对，高放立即命令部队进入战斗准备。这时候，已发现刚才四周空旷的山头上，已出现了黑压压的人影，足有几百人之多，显然，部队已进入了土匪包围圈了。形势非常不利，土匪据高临下，对我*开火，高放同志命令部队利用地形分散成三角队形相互掩护，集中各种机枪火力向两边山头射击并立即向指挥部报告请求支援。高放冷静地考虑，地形对我十分不利，一定要在土匪封锁住山沟之前打开口子，部队必须是顺山沟向下突围，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命令所有机枪除断后之外全部用做突围之用，战士们集中所有武器向妄图封锁我部之敌投弹开火，终于杀开了口子，部队沿山沟撤出了包围圈。天放黑后，增援部队顺山沟上来了，土匪看情况不利立刻逃跑了。
部队总结了这次剿匪的经验之后，再次进山时组成了几路纵队并列前进，互相掩护，并交替前进的方针，土匪也再没占到什么便宜。在剿匪行动中，我*也采用土匪的亲属喊话的方法，当时也叫“攻心战术”。对山上当土匪的人员讲*策，叫他们下山，人民*府给出路，不处理、不坐牢等宽大*策。也有一部分土匪自己下山不干土匪这一行当的。部队有时出山时，缴获的土匪大烟有不少，人民*府全部都在县广场举行活动当场烧掉。对罪大恶极的匪首也枪毙了几批。
进山剿匪战斗是非常危险和辛苦的，有一次高放同志在山里病倒了，全身出水泡发烧不止，被担架抬出了山来，人累的又黑又瘦，我十分心痛，不让他再去了。但高放同志病好以后，没有为个人私事延误一次行动。他说“共产*员应该在*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怕苦怕累不是共产*员。”在一年多的剿匪行动中，他每次行动我都为他的安危操心，盼他能早日出山，回家团聚。山里气候变化莫测，山洪爆雨常有，部队只能带有限的服装给养，风食露宿，蚁叮虫咬，又要时刻警惕匪情，部队遇到的困难平常难以想象。在一年多的剿匪战斗中，高放同志靠坚强的信念，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的无限忠诚坚持了下来了。五一年底西南剿匪战斗告一段落。
一九五二年初，高放同志奉调南宁*分区任参谋长。当时正在进行越南抗法战争，西南边境镇南关一侧我方在修筑国防工事。高放同志受命参与国防工事建筑指挥工作。为了工作他常常出差，一走就很长时间。在南宁时，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宁宁出生了。五二年秋，高放同志奉总*干部部调令赴朝鲜三十八*轮训作战。高放刚到沈阳之际，因广西*区急电，中越边境工事出现问题，被急召回部队处理边界工事问题。他路过北京时，专程去荣*院看望了天津战役时，被炸受伤的团长，在荣*院看到团长时，团长已完全丧失了正常人的思维能力，亦不认识高放，他已成为了植物人了。“团长是长征过来的干部，真可惜呀！”高放回来后动情地说。
第二次奉调赴朝。是在解决完了中越边境的国防工事问题之后，高放在五三年春节过完，（可能是三、四月份）又到总*治部报到，准备赴朝作战。在办完手续之后，高放同志立即赶赴丹东市自愿*接待站，换了服装正准备入朝时，朝鲜停战协议签字了，朝鲜停战了。高放同志随祖国慰问团去了朝鲜，到三十八*等部队看望了首长和同志们，随后又去了上甘岭、金刚山等地参观慰问部队。参加完了一系列活动后，高放同志又回到了南宁*分区。
一九五四年，高放同志奉调广州*区工程指挥部任工程处长。又是负责祖国南疆海防工事的建筑工程工作。他常出差去海南岛，去西沙群岛等地。就在那时，由于海上晕船，呕吐不止，患上了胃病。在广州*区工作时，我们家住在沙面一个法国式小楼里。我们的第三个孩子光光出生了。我在广州市委监察局工作，曾志大姐任广州市长，兼市委书记。我们在工作中常常相见。中南*区幼儿园小孩子当时都在武汉寄宿，我的大女儿江江当时尚年纪幼小、生活不能自理，放到汉口，那么远，半年才能回家一次，我放心不下，就打算找曾志大姐解决一下放在广州市内幼儿园入托，我也能照顾一下孩子。我把想法对高放同志说了，高放同志马上对我说：“咱们最好不要麻烦人家，人家工作也忙，为了小孩子的事也去找不合适。另外，会有人说话的，说咱们拉关系，搞宗派，这样不好。”因高放同志的劝阻，我没去找曾志同志。孩子半年回一次家（放假）我们全家才能团聚一次。但孩子每次回广州时，高放都要亲自去码头上接的，他是很想念孩子的。高放同志对我说的不无道理，因为当时“肃反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已开始了，经过了延安整风运动的他，真正的从心里知道了“运动”意味着什么？
记得一九五二年二月“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医院生第二个孩子宁宁。高放同志在岗位上工作时突然被上级有关部门宣布是“大老虎”（即所谓的贪污犯）。高放同志被迫停职交待问题，并被缴了枪。他当时没有一点精神准备，因为他根本没有贪污一分钱。他虽然承受着一系列“罪名”和污辱，但是他仍然泰然自若的对待，他强烈要求组织上将所谓的“贪污”问题查清楚。广西*区、广西省委非常重视，并组织了调查。经查是因高放同志在广西龙津（龙州）县委工作时，有一名地方县委副书记甘苦，（壮族人）因与高放意见不同，而在运动中故意捏造高放同志贪污剿匪中缴获的金银手表、大烟土等罪名，陷害高放。问题查清楚后组织召开大会给高放同志平反，立即恢复工作，甘苦因陷害同志降职处分。经过这次冤案后，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无疑又对高放同志的心灵伤害不小，工作之余，他常常静坐沉思，但搞不清为什么组织不做任何认真的调查，往往先把无辜的同志定成了运动对象，去整去打击？在当时那样的形势下我们也没任何办法主宰自己命运。我只能安慰他，让他忘记过去，振作起作，继续做好工作。
在经历了两次*治运动之后，高放同志知道了组织在许多问题上对他的不信任都是因为他的*埔*校经历，加上他的家庭成份较高（当时划定为地主）所以在工作中如同背上了沉重的*治包袱。如果不处处小心谨慎地工作，那么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养成了处处谨慎的性格，在个人待遇上，在工作上，在职务调动上，等等一系列问题上，他从来不对组织上提出个人的要求与条件。五五年授衔给他过低，六四年又受影响，他也没去找任何人。他看的很淡。他总是默默地承受着工作重担，努力地工作，他无任何条件与工农出身的干部比。“极左”思潮害人误国呀！
五四年到五六年，我们一家住在广州市沙面那里，五五年又搬到了沙河（广州公安*家属院）那段时光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从我心中说，自从知道了高放同志不幸的童年遭遇之后，对他幼小的失去了母爱，没得到家庭的温暖的经历就非常的同情他。我决心要竭力带给他家庭的温暖，伴随他愉快地渡过一生。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在自己的事业上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他每次调动工作我总是追随着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跑遍了祖国东西南北大地。自五五年实行工资制开始，他已年过四十岁，我即注意到了他的健康问题，我开始给他在伙食上加强营养，也给他增加高级营养补品。我为他的健康不吝啬钱财，总是想方设法地调剂他的身体。所以，高放同志的身体状况多年来一直处于良好的状态。他的身体确实很好，精神也好。五八年下部队当兵，他同战士们共同训练时，他能跳木马并能上单杠。在衣着方面，我也尽力地给他挑选合适的衣服，让他穿好些。我从广州市给他买他喜欢的衣服和皮鞋。我到服装店一次给他订做了几套便装。他喜欢米*色和浅灰色布料，我就尽量给他做此种衣服。高放同志受穿皮鞋，我就利用节假日上街给他买各种皮鞋，当时我也给他买过进口皮鞋。他非常喜欢穿。他是穿衣比较讲究的人，衣着从不随便。在广州、在北京期间，我在节假日上街到商店时，就注意物色合身的衣服给他穿。六二年，他去杭州疗养时，我去王府井蓝天服装店，看到有一批新到的英国考花呢大衣料，质地非常好，男同志穿上美观大方，我当场花了三百多元的价钱给他订做了一件大衣，高放同志非常喜欢这件大衣，有时间就穿。
在广州时，我托人从汕头给他买了一支很好的派克钢笔。在高放同志一生所用、所穿、所带的各种物品上都无一不是我给他选购的。我们的生活十分美满，在珠江边，在下九路夜市，我们带着孩子游玩，看着孩子们的模样，高放同志脸上露出了幸福滋爱的笑容。
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又开始了”。五六年夏季某时，高放同志回家对我说：“付力同志，我看到了中央一个文件，内容是关于部队内部凡出身不好的干部与有关技术人员一律应从国防保密部门调离，不能从事保密工作，我可能在工程指挥部干不长了”。我安慰他说：“你革命几十年了，枪淋弹雨，流血牺牲，考验了那么多次，*对你应该相信的，你不必考虑的过多。”但是，果然时间不长，组织找他谈话，说调他去广西宜山*分区工作，高放同志没有提出任何意见与条件，我们一家打点行李，搬往宜山。
宜山地区是广西自治区经济较贫困的地区，以山区为主，农业发展较落后，交通不便，离柳州不远。五六年，国民*准备反攻大陆，形势紧张，部队当时都做好了准备。国民*飞机常常从海上窜入广西地区袭扰破坏。飞机一般都是几架编成队飞来，投下炸弹，炸死百姓，炸毁工厂和桥梁、学校，有时扫射人群，有时投下宣传品。有的时候飞机飞得很低飞行员都看得见，贴着山沟窜入城镇上空扫射、投弹，飞机发出的巨大声音十分恐怖，小孩子吓的直哭。由于国民*对大陆的袭扰，部队开会研究对策，并制订了对空防预的计划。当时由于我*空*力量薄弱，对空武器没什么导弹之类的新形武器，只有高射机枪和小炮之类的装备。所以宜山*分区就将高射机枪架在各高楼顶上或小山头上，高放同志到工厂订做了一些钢支架，给轻机枪对空射击时使用。地方民兵采取的办法是将当地地主、国民*赴台人员家属押往空旷地上，背上绑上牌子，国民*飞机来时就当场枪毙几个，给飞行员们看，以示报复。但是这样的做法也没起到什么作用，飞机照常经常三五天来一次，投弹、扫射、扔传单。高放同志总结了打飞机火力不集中的教训后，开会安排重新布置，将各种火力集中，摆放在飞机常走的路线上成纵例队形，待飞机来时，所有射击手都看他手中的小红旗统一向小旗所指的飞机射击。这种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将一架国民*飞机打的拖着黑烟逃跑了。那次宜山*分区受到了省*区和广州*区的表彰，地方*府还给*分区送来了大牌扁和一头大黑牛与四大坛酒以示感谢之意。同国民*飞机窜扰破坏斗争到五八年之后逐渐少了起来，到五九年之后就几乎没有了。
另外一件事也值得一提；宜山那里多山，山高林密，加上广西属亚热带气候，山中多蛇。常有上山砍柴的百姓被咬伤。我们也听说山中有大蛇，被百姓看到过，有人传说有水缸那么粗，能吃人，当地人都说的神呼其神。百姓上山常常结伙，否则，不敢上山。因科学不普及，加上迷信思想，百姓将巨蛇都称为“蛇妖”。当时常有山下人养的猪、狗之类牲畜丢失，百姓说看见“蛇妖”拖走吃了。地方*府曾组织几次上山围猎，但都没捕获到。因当时并未有动物保护法律，人们的保护动物意识也没有，所以地方*府也请分区派兵共同上山搜捕过“蛇妖”，同样未果。现在看我们都知道那样大的蛇就是一条百年大蟒，应为国家保护动物的。但当时，出于“为民除害”的理由，此类大蟒已列为*府必除之“害”了。记得是在五七年五、六月份的一天早上约六点钟左右，保姆带着我的大儿子宁宁去赶早集买菜，早上行人稀少，要路过当地一条大河可能是柳江走二十分钟才能赶到集市。宁宁在前边路上跑，当刚走到桥头时，孩子发现有一个很大的蛇盘在桥头上，孩子吓的跑回来叫保姆，说有蛇，保姆一看，顿时吓的腿发软，只见蛇有大碗口那么粗，那蛇也发现了有人来了，吐着信子发出呼呼的叫声。保姆拉着孩子就跑，一路跑回了*分区大院，刚进院子就对警卫连哨兵说着见大蛇的经过。哨兵立刻向连长汇报情况，连长经请示后立刻带领几名战士并携冲锋枪跑步前往桥上。当连长他们赶到河桥上时，看见了那条大蟒蛇，周围已有不少百姓也在围观。连长让群众都散开并立即对准大蟒蛇开火，子弹打得石桥火光四迸，蟒蛇中弹一跃跳入江中，顺江向下游去。连长们立即沿江对蟒射击，终于将那条大蟒打死了。当打死的大蟒从江中打捞出来抬回分区大院时，百姓围的人山人海，都说解放*为民除了一害。当时地、县领导，分区领导都来观看这条大蟒，据说上称一称是有两百余斤重，八、九米长。这可是当地一件大事呀，宜山日报、广播电台、广西日报记者都来采访了“打蛇英雄”警卫连长。高放同志当时正出差在外，下午回来时也去了警卫连看望了连长他们。当天将蟒肉给我家送来一块，我不敢吃，退给了管理科。第二天，县长带队又送来一头大*牛，这次又有一块“为民除害”的扁，加上几大坛酒，敲锣打鼓，排队向分区大院走来。县长在前后面有几位群众代表全部是长者，他们不断抱拳作揖，对部队打死大蟒“为民除害”表示感谢。
一九五八年，宜山*分区撤消建制、成立柳州*分区，我们一家人从宜山搬到柳州。高放仍任*分区参谋长。我在柳州市地委工作。这时“反右”运动又开始了。正当我们一家过着平静的生活时，一场*治灾难突然的落到了我的头上。那是因为一九五四年时，我在广州市委监察局工作时，当时任副局长的施涛，因为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群众给他提了不少意见，按当时的规定有的意见可以不入档案，有的在*组会上决定必须入档，我是*小组长，必须执行*的决定，无权善自处理材料。他要求我只将好材料入档，对提意见的材料不入档，我无权这样处理。因此他对我怀恨在心。我调到柳州地委工作后，“反右运动”开始了，施涛认为报复我的机会到了，他写了匿名信，将材料寄到柳州地委，信中诬告我攻击*，攻击社会主义，并捏造了大量的虚假罪名。当时由于*内极左思潮的影响，我被组织宣布停职检查。我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无任何准备，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要求组织立刻调查清楚事实，如我真的有反*言论或行为，我愿受到*纪国法的处理。但是当时一时间无人愿做仔细的了解。我天天被逼写交待材料、写检查，并去劳动队改造劳动体罚。组织上当时负责运动的人思想极左，不容你进行任何辩解，你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只有被斗、被整的地位。一次次的斗争会，批斗我，硬是把莫虚有罪名安在我的头上，我真是天大的委屈无处诉说。我甚至想到了死，但每当我看到了五个可爱的儿女和我的患难爱人高放同志，我就只有放弃这一念头。坚强地活着，等待着总有一天能洗清我的冤案。
当对我实行停职劳动审查时，*分区派高放同志去广州办“学习班”，并对高放同志施加压力。学习班负责人对高放同志说我是“右派”，逼高放同志和我离婚，并多次要他和我“划清界线”。高放同志对我十分信任，他不相信我会攻击*，他坚定的表示“付力决不会是右派，有人陷害她，我相信事实会有搞清楚的那天，我宁愿解甲归田决不会离婚的。”
高放顶住了各种压力，坚持自己的立场。当时广西*区*委覃仕冕同志告诉高放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离婚”。覃*委是十分了解我们夫妻的。学习班什么也没办成。高放同志从广州返回柳州之前，去市场上给我买了五件衣服以表示对我的安慰。这件事直到我家已调北京工作的一九六二年，广州市委来信，让我回广州平反，广西柳州地委并恢复我已被降了两级的级职。问题查清了，写匿名信的施涛因陷害诬告问题受*纪“记大过”处分，并撤职。监察局局长候富山同志亲自找我谈话给我安慰并将调查材料和对施涛的处分决定给我。柳州地委也撤消对我的处分，恢复原级别。我现在对高放同志五十多年前给我的鼓励支持的话语仍然记忆忧新，他再三的咛嘱我说：“无论如何你要活下去，不能丢下我和五个孩子。事情总会有搞清楚的那一天。”经历了这场运动后，我们可以说真是患难夫妻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高放同志坚定的支持我坚定的鼓励我，在高放同志最困难时我又不断地安慰他、支持他。我们两人在生活上互相照顾，在工作上互相支持，在运动中相互扶携，就这样，养育着五个子女，一步一步地走着。
一九六○年三月初，高放同志奉调*事科学院工作。我们一家人从祖国的西南又千里迢迢地搬到了北京。
*事科学院是中国人民解放*的*事理论、战斗条例、战争历史、外国*事历史、战略战术理论等有关*事理论与学术的研究、制定的最高理论研究机关。成立于一九五八年，院长是叶剑英元帅，*委是粟裕大将。*科院座落在北京西郊青龙桥，距玉泉山很近，环境优雅适宜。与*科相邻的是高等*事学院和总参三部。由于保密性较高，青龙桥一带原来是一个禁止外国人通行的地方。建院初期，从全*各部队经反复挑选考查调集了一批师以上干部，他们都是为了新中国的建立，出生入死，战功卓著的*事干部，都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事素养，现在为我**事理论研究工作又调集到了这里。高放同志被选调*科院是经广州*区逐级到广西*区层层调查考查后，从各项应具备的*事、文化、*治经历和年龄等方面考查指标上严格挑选而定的。高放同志自从*埔毕业后，特别是加入中国共产*以后，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立场坚定，旗织鲜明，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在多次面临生死考验的战斗中表现出了很高的*事素养和指挥艺术，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他的艰巨光荣的任务。他的个人表现可谓我*当时指挥员中属较好的。一九六○年，高放时届年龄四十六岁，人生最好年华，精力旺盛，又有*事文化素养，具备丰富的*事斗争实践经验，搞*事理论研究正逢其时。关于这一点，我不用多了说，高放同志在以后的*事理论研究，在《毛泽东*事文选》编辑工作中，他的才华都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调入*科院后，高放在战争理论研究部任研究员，当时是搞古代兵法研究工作。中国有着古老的文明历史，中国的著名*事家孙膑、孙武、曹操、诸葛亮等古代杰出*事家的著作在世界*事理论界有着极高的地位。特别是中国古代历史著名战役在世界*事历史上同样也流芳千古，占有重要地位，全世界各国的最高*事理论界广为研究总结。为我**事理论界编辑出版较系统的古代兵法研究专著，是战理部的主要工作。
理论研究工作是辛苦的，高放同志的工作就是从古今中外所发表的有关各种版本的*事著作中对比、分析、研究每一场著名的战役战术及其它方面的总结并编辑出书。因为各种版本的著作局限于当时的状况，都有某些勘误，对有的著名战役的讲述形容不尽相同。战理部研究人员要对相关资料反复对比、论证、参照、校对，最后定稿，以最具权威，并经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证实认定的论著为基点出稿，以求最准确地总结和编纂古代、现代、中外战争教材。并保障其绝对权威性。平时，高放同志除了在办公室查看大量的书籍以外，他基本上回家中利用休息的时间也看书。他认真的在书上用红、蓝铅笔标记着记号。他有特别借书证，可以去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央档案馆、北京文史馆等单位借书。
我调入国营二三二厂当处长，不久又调到中国科学院力学所任财务处长。由于我每天早上一早就去中关村上班，晚上回到家中时天已晚了，所以几个孩子上学，吃饭都由高放同志负责。老大江江、老二宁宁都已上学，中午高放领他们二人去院食堂就餐，三个小的当时去幼儿园，平常不接，星期六才回家。六○年时，国家经济困难，各种物资都凭票供应，当时院里利用空闲地给每家都分了一片“自留地”，号召大家自己开荒，种点瓜菜之类以解决供应不足的困难。高放同志有时利用晚餐后的时间，带大儿子宁宁去地里种菜。特别是星期天，全家都团聚了，我们用地里生产的瓜菜改善生活，尽量让孩子们吃好点，不能影响了长身体（因孩子们口粮都在幼儿园）。另一任务就是我给孩子们收拾衣服、缝缝补补、洗衣做饭落到了我的头上。那时候，生活是清苦的，工作也是紧张的，但是我们一家人都是幸福、甜美的。高放同志常说：“日子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的”。有时我看着五个没成年的孩子发愁地说：“他们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成人呀？”他说：“你别盼他们长大，他们长大了，我们就老了。”有的时候，高放带着几个儿子去洗澡，碰到熟人难免问到孩子姓名，高放同志一连介绍几个孩子名字，不厌其烦，十分可笑。在澡堂里他又很耐心地给儿子们搓背，累的他满身汗。他是一位慈祥的父亲。大儿子宁宁最爱提问题，他总是耐心地回答每一个问题，尽管有时听着很幼稚，但他从不表现出不耐烦的神态。有时候，我下班回来晚了，他就带上孩子们到院子外边往车站方向去接我，孩子们看到我时都很高兴，我也每次都在路上买点水果、糕点之类的食品，来慰劳孩子们。高放同志在同我共同生活的几十年中，从来对我都相敬如宾，不高声喊叫，我们二人互敬互爱，相互之间都以同志相称。
院内办公区距居住区约有十分钟路程。我们家刚搬入院内时住西区一栋三室一厅的单元。每星期天早上院内有班车去城里各处名胜景点游览下午再返回院内。如各家有事需用车可到汽车队要小车，但要提前打招呼，以便安排。高放同志对祖国和民族的文化很了解，也很热爱，他常常利用节、假日带孩子们去各处名胜景点游览，以加强对孩子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在游览中，高放都要给孩子们说出各个名胜的历史来源和典故。
*事科学院可谓我**事机关中高级理论干部集中的院校，当时她不培养学生和设什么现在的博导点，只是纯理论研究的机关。为了使全*高级指挥人员系统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事思想理论，总结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各历史时期发表和写作的有关*事文稿和史料、著作，中共中央和*委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事文选》。编辑出版任务下达到了*事科学院。院*委研究决定抽调精干力量组成编辑写作小组完成这一重要任务。
经院*委和战理部研究决定抽调高放等同志完成这一任务。六○年六月，院领导找高放同志谈话，要求高放同志承担编辑出版《毛泽东*事文选》的主笔编辑写作工作。这一责任重大的任务落在高放同志的肩上，那是对高放同志的信任，又是经过院*委从理论研究人员中反复挑选之后选定出来的。高放同志感到责任重大，虽任务艰巨，但别无选择，只有服从组织决定。
接了任务后，他那段时间做准备工作，非常忙，有时很晚才回到家中，我就问他是什么事情，他对我说院里决定调他完成《毛选》（以后均用此名称）的编辑出版工作。当时我记得，他说上级有时间要求，很紧迫，责任重大，不同于一般理论书刊那么好搞，压力较大。我也感到有压力，当时我对他说，万一未能圆满完成任务，留下后遗症不好向组织交待。我劝他去找上级领导说说，派其它同志完成这个任务。高放同志当时对我说这一工作是上级研究决定的，组织找他谈话时，他考虑到此次工作*治责任重大，自己水平有限，当时他对领导同志说，请组织再考虑调其它能力更强、水平更高的同志干，但组织上说已经决定的人选，不再变动了。我再问他院内抽调多少人参加编辑小组工作？他说道：“人数很有限，以我和其它少数同志为主笔，工作保密等级很高，在中央首长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我听他这么一说就不好再问他什么了。
组织给高放同志安排了两名年青助手，一名少校，一名尉官。他们二人都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并且*治表现可靠。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六月的一天周总理办公室一位秘书（主任）到*科院接高放同志到中南海。在总理办公室，周总理第一次接见高放同志同他谈话。此前，周总理已从*科选派人员资料中了解了高放同志的全部历史和简况。总理见到高放后对高放同志说“你也是*埔学生，咱们是校友呀”。高放同志说：“您是领导，我只是学生。”总理接着就对高放说道：“*科院组织都对你谈了，我就不多说了，这项任务*治意义重大、深远，你一定要做好工作，完成任务。”总理接着问高放同志还有什么困难和要求，高放同志说道接受任务后他个人感到责任重大，时间紧迫，压力较大，怕自己水平有限，给*和人民带来损失，总理对高放同志说：“*对你信任，你要大胆细心地干，在工作中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我会为你解决的，有什么问题你直接同罗瑞卿同志联系汇报，一定要做好工作。”谈完了工作之后，总理对高放同志说过几天还要高放办理工作前的“纪律手续”。
约不到一星期时间，总理办公室秘书主任又到院内接高放同志到中南海。在总理办公室有罗瑞卿同志在场。总理给高放同志宣布了有关*的纪律；有三条：一、工作中毛主席接见时不能请主席签名，题字，不能提个人要求，不能要求同主席照像；二、工作中的情况严格保密，不能对任何人讲；三、对*、对人民高度负责，一丝不苟，有问题困难逐级请示。宣布完工作纪律后，罗瑞卿总长又对高放交代工作程序，和工作内容以及组织参加人等情况。据高放同志说上级规定：《毛选》中的每一篇文章编辑完成之后，都由罗先审稿，罗通过后再由总理审、总理审完后由主席钦定。上级规定著作编辑的稿件高度保密，不得丢失，不得给任何无关人员观看，全部稿件和批语（中央首长的批改文稿）要全部上交回收。最后周总理对高放同志宣布，今后工作中“以*小组的关系出现”。
一切工作纪律谈完了之后，总理让高放同志跟他到了一间布置的很严肃的房间里进行宣誓。总理带着高放同志站在*旗下，面对着*旗下一张红绒布桌子上毛泽东的白瓷半身座像，高放同志跟着周总理举起了右手进行宣誓。誓词大意是：“永远忠于*的事业，忠诚于人民，保守*的机密，严守*的纪律，永不开口，以向*负责。”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永不开口”这条纪律中的铁律，我记忆忧新，感到含义深远。在进行完了宣誓程序之后，高放同志问总理，“如果院内其它领导问到工作时，我如何回答他？”总理对高放说：“工作中如有人问到你不能说的原则问题，你都无权对他说，如果他非要问，你就让他找我，我向他解释。”（原话大意）总理与高放同志所说到的他，那是指相当一级的人物了。那次谈完话，履行完“手续”之后，总理给高放同志写了一个便笺，上面写的是：有事找罗长子谈。便笺上没落周恩来的名款。谈完工作高放回到家中已经天黑了。我观察高放同志当时接受这一任务后的心理状态真是如履薄冰，压力巨大。
完成了这些准备程序以后，*事科学院将有关各种资料和工具书籍以及办公文具给高放发了很多。高放同志为了赶时间，利用业余时间在家中加班，分别多次带回了不少办公物品，在卧室堆了一堆，书架上的各种书刊也放满了。他对我要求说，不要动这些物品，上级有纪律规定，并说孩子们和保姆谁都不能进卧室拿任何物品，上班后锁门。我一直严格地按他的要求办，并对家人宣布了“纪律”，孩子们十分听话，从来不进我们的卧室去。
高放同志有罗总长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有事可直接联系。对高放同志的请示和要求，罗都会很快给以答复和解决。工作中所需的各种证件，罗办都给高放办好了送来，其中有中南海的通行证，总*治部出入证和特别借书证等。在编辑工作中出现最多最难的问题就是学术上的“不确定点”，关系到古今中外的*事、历史、人物、*治、哲学、工农业、天文、地理，包罗万象。在编辑工作中，都要查对准确，不能出现错误，否则是无法搞下去的。编写工作要求编辑人员对著作中的每一个节点自己先清楚，并有注释说明。有的注释是中央首长亲自看的，不能有半点勘误。他每天晚上都在翻阅大量的书籍，查找各种资料，在书上用红蓝铅笔做着记录，在灯下工作到凌晨。后来为他工作方便，我们特意去北京工艺美术馆花了不少钱买了两个景泰蓝工艺台灯，那两个台灯很漂亮，高放同志很喜欢。上面分别是天女散花和常娥奔月的图样。
进城买书或去中央*校、中央档案馆等处办事是很辛苦的。要从院里要车，再一个点一个点的跑，有时候要跑几个点，用一天时间，中午他在外边和司机吃顿便餐，渴了喝瓶汽水（那时没矿泉水）。他的两名助手也是常常进城买书或查资料去，忙的不亦乐乎。每次查找资料前，高放都同他们进行分工，然后分头去跑各自的事。有的中央档案馆的资料保密等级很高，助手们无法去查，只有高放同志自己去了。在查阅高等级资料时都是几道门，分别有不同的保密人员给拿来，在当场看或手抄转录，抄完后应由馆内人员校对无误盖章登记方可带走。借资料同样办理严格的借阅手续。当时没有现在的复印设备，资料不允许拍照，只能抄或借，工作艰苦程度可想而知。高放同志对我说过他在查阅资料时看见过杨开慧（主席夫人）写的信稿，字迹清秀、相当漂亮，他夸“杨确实是才女，可惜天不留人”。高放同志常说：“主席的字体有力、夸张，字迹有的很草。在红*、抗战时期主席一般亲自写的各种文稿较多，作战计划、各项命令都要自己动手写的多，到解放战争后主席就口授命令或签署作战命令由秘书代写的多了。”
工作初阶段花大量时间查找资料，又用很多时间跑路上，工作进度一度较慢且人很累。特别是有时候在北大等学校找权威教授请教问题时也有拖很长时间的现象。他很着急，又想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罗总长知道情况后，很快地安排了一次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会议，参加的部门不少，有北京大学、北京师大、中央档案馆、中央*校、文史馆、*事博物馆及总*治部，商务印书馆等部门。罗总长在会上向各单位介绍了高放同志和编辑组的主要成员后，强调这项工作的重要*治意义，要求各部门有关同志给予配合，在《毛选》编辑人员的资料学术研讨查核问题上尽大力支持。会上要求不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迟工作进度，应放下手中的工作立即给予办理，同时各大学在学术上应安排最好的专家教授给予研究解答。罗总长在大会上宣布：“高放同志有权要求大学就专门问题召开学术会议，各单位一定要无条件配合。”记得在编辑工作中，在选用中国古代、近代关于孙子兵法译本问题和版本问题上通过专家会议定为曹操译本为准，（好像是曹操孙子兵法十三篇译本）。这样的会议开了两次，第二次是总理委托罗总长召开的，内容同样也是强调各单位配合问题。后来各部门都定了专人配合各种问题的解决，以后高放同志就可以用电话联系对方，请他们给予解决。这样一来工作效率提高，工作进度就快多了。
那段时间里，由于工作量大，休息不好，体力消耗大加上营养不良，高放常常头痛、失眠，有时他让我给他吃点头痛药或用热毛巾捂着头部休息一会，再接着干。我很心痛他的身体，让他找院领导再商量一下增加人手帮忙。他向院领导提出了请求之后，回复就是：“坚持下去，挺住，克服困难，工作没人替代。”没什么话可说的了，共产*员，服从组织安排，困难只有自己克服，咬咬牙，坚持工作。那段时间，他很削瘦，体重降到了一百一十几斤。为了给他增加营养，我给他订的牛奶，并尽量给他增加营养。但六一年国家困难，物资供应有限，也吃不上什么。后来，院里同意他可去门诊部打葡萄糖，加点维生素，那就是当时的“特别照顾”了。
编辑《毛泽东*事文选》，这个工作在我*，我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无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与参考对照，当时只有国外的*事著作可供参考，如斯大林*事文选（苏联）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德国）等书。当时是将主席在各个战争年代里的所有的有关战斗、战役的电文稿、命令，和*事文章分类、分时，归总地研究编写。由于工作保密，不能同局外人讨论，谁也帮不了忙，自己在小范围内的研究或只能逐级请示，有时自己苦思冥想地思考某一处节点，也暂时无法搞通，有的问题上有时“不得要领”（高放的话）以致于陷入了“僵局”。他常说头痛、失眠，高放同志说有几点太难；其一，直接见总理主席汇报工作之时，不知首长要临时问你什么问题，说话回答要简练清晰，表达意思要明确，回答不出可不行，说话莫棱两可也不行，所答非所问那就更犯忌了！其二，当你将自己在工作中的疑点向首长请示之后，回答你的话可能只有几句，语言不多，可不能听不清反复问首长，更不能记不住。俗话说“君无戏言”即言此意。他说总理的话好懂，总理也善于说让各种人听得了的话，但是主席讲话湖南口音十分浓，需要每句话认真听，认真记住才行。他说道总理提出的问题都十分尖锐，不好回答，“每次同首长谈话心中都较紧张，有压力。”不是说怕人威严，而是说怕有误解，给工作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查找资料和学术论证上的问题和困难得以解决了，工作进度加快了。但是每周进城面见首长汇报工作，取得指导还是相当耗费时间与精力的。为了加快工作进度，节约时间，提高效率，经罗总长与周总理研究决定，直接派专人配合高放等编辑人员完成稿件修改中的上传下达任务。这样一来，他在工作强度和时间上就轻松了许多，节省了许多宝贵的时间。
刚开始之时，罗办主任秘书来的多一些。星期日都是到家中找高放同志，后来三办（罗、周、毛）的主任秘书们有时一同来家中。他们来时将首长的指示，批复意见给高放带来，高放把工作中出现的各类问题的请示，和修改后的稿件再让他们带给首长。每次办事双方都在记录薄上签字。各位主任秘书一般都在午饭后不久准时到家中，来前给高放电话通知。他们来了就在我家客厅谈工作，我和孩子们都不听他们谈什么内容，只是先给他们沏茶敬烟，完毕之后关上门出来。“周办”主任是一位大校姓刘，其它两位记得有一位姓王，另一位记不清姓名了，是上校。他们来时坐各自的车子，当时中央的车子都是“辰1”字打头的牌子。我家待客用的香烟是前门和牡丹牌，茶叶也是一般的花茶。当时国家困难，烟、茶都凭票供应，记得有一次家中茶叶用光了，我赶快让大儿子宁宁去到前楼的李硕之家借的茶叶。客人来时，我同高放先让座接待。记得“周办”，刘主任头一次来时，是同罗办、毛办主任，三位同来的，高放和他相互敬礼致意，礼后聊起了家常与经历，高放先自我介绍说是*埔十一期的，三七年抗日在山西决死队工作，后来抗大毕业又到三五九旅机关工作，解放战争在四野一纵等等经历。刘主任自我介绍时说他是燕京大学的，四二年参*，一直在中直机关工作。刘主任很健淡，他同时给高放也介绍了“毛办”主任秘书说是北京大学的，介绍罗办主任秘书是辅仁大学的。记得好象第二次见面时，高放先给他们敬礼时，刘主任对高放同志说：“老高呀，我看咱们以后见面就不用敬礼了吧，你*内资历比我们老，年纪比我们大，咱们改为握手吧。”高放同志对上级来的同志很敬重，就这样，双方以后见面都不敬礼了，改为握手致意。几位秘书主任都十分谦虚，衣着整齐干净，很有素养。他们讲话精练，言语表达准确。在那段时间的工作之中，他们都同高放同志建立了很深的友谊，工作上给高放同志很大的帮助与启发。我要讲的是，在几位主任介入工作之后，在首长批示、指示的内容这点上，有些高放同志过去工作中碰到的“不得要领”的问题、难题，经他们“点破”后，使高放同志茅塞顿开，在工作上少走了不少“弯路”，编辑工作进度明显加快了。有一次几人在一起开玩笑时，说高放是“画龙”的，他们是“点睛”的，话说的不无道理。几位秘书主任，说话很有艺术性，不明说，以启发为主。他们给高放讲各位首长的风格和思想特点，帮助启发高放对首长批复精神实质的理解。高放同志在回忆那段工作经历时说：“他们对我的思想启发很大，经他们一点，我才通了。”
有一个星期天，罗办主任到家中找高放同志谈工作，由于事先没联系，高放正在地里种菜，我马上让儿子去叫他回来，高放见到后说：“不好意思，我正在浇菜呢，不知你要来。”罗办主任说：“现在困难，大家都一样清苦。”那段时间，因工作劳累，高放同志在“延安整风”时患上的眼病又犯了，晚上看不清，两眼深陷，压迫泪腺，不断的流泪，人很清瘦，白天上班，又要照顾上学的孩子。后来我让我的二组来我家帮助照料家务，给我们解决了不少困难。二姐大我八岁，因家中困难，自小没上什么学，但她心地善良，吃苦耐劳，把家料理的很好，我们对她有很深的感情。
《毛泽东*事文选》编辑工作在*中央、中央*委、*事科学院直接领导下，在众多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全体编辑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历时一年半时间，终于在一九六一年十月一日国庆节那天定稿，经毛泽东主席审阅后十分满意，由总参谋部于一九六一年底出版,从一九六三年起相继用英、德、法等十三种文字发行出版。高放同志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以对*的事业高度负责，对人民无限忠诚的精神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光荣任务。《毛泽东*事文选》由初定选出的毛泽东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事著作文稿五十二篇，后经认真严肃的精心编写并由上级研究决定选用编定二十九篇。著作样书经周总理和罗总长以及高放同志等编辑人员认真研究定样后，又送主席看样同意印刷出版。记得是选用了日本进口高级塑料外皮，选用进口上等纸张印刷出版。第一次印刷出版三千套，全部发放到全*、全国*、省以上干部手中，同时向世界各国发行。我家现存的样本是经毛主席亲自审阅后的那本，毛主席在审阅完后将样本送给了高放同志，对高放说：“样本你留下，做个纪念，将来会有用的。”
《毛泽东*事文选》的编辑出版凝聚着*事科学院等一代研究人员的智慧和心血，是我*建*建国后*事路线和方针*策的科学总结，它的出版，为我*高级指挥员系统地学习掌握毛泽东*事思想发挥了巨大作用。高放同志在我**事理论研究工作岗位上又一次将他全部的才华和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实践证明了他是当时我*理论研究机关不可多得的优秀人才。
出版《毛选》后，*事科学院留两百五十套。高放因为主笔，可支配五十套。我记得他送给了“三办”主任秘书老刘、老王等每人几套，其它的都是各个战友，同事向他讨要，他都送给，我家现留有稿本、样本、定本各一套。
完成了编辑出版《毛选》工作后，高放的身体也累垮了，体重只有一百十几斤重。在完成了《毛泽东*事文选》全部编辑工作之后，经组织决定安排让他到杭州疗养，以示对他工作的“奖励”。六一年十月初，高放赴杭州疗养，疗养结束后他又参加了《毛选》的出版发行工作。当时他时年四十七岁，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二次住院治病，也是头一次疗养。
高放同志几十年里始终保持着谨慎的工作作风，不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和平年代里，他从来没有沾公家任何便宜。六一年，院里组织人员在内蒙古打*羊，改善生活，全院干部每家一份。食堂主任同高放关系较熟，他看高放因工作劳累人很瘦，就要送给我家一条羊腿，并解释说是分完了以后剩余的。老高怎么都不要，因为不能白沾公家便宜，后来，老高硬付了五元钱，将羊腿按价购回的。
记得是六二年五月左右，高放同志的父亲高文风到北京找高放，老人不为别的原因，就为四六年初送出我*那几十名干部出城花了一笔不小的金钱这事而来。老人一再让高放同志找组织上给要回“借”的那些钱。老人称为“小宝”意即金条。欠帐还钱自古天经地义，更何况当时是为革命工作，老人义无反顾地支持了*，再说这钱也是老人辛苦挣来的呀。当时老高很为难，国家有困难，自己又是*队干部，这个时间怎么好对组织提出“还钱”的要求呢？他反复思考，要不要提出来呢？不要吧，老人生活无任何来源（当时靠我们每月寄三十元维持生活）也正需要用钱生活看病，要吧，怎么开口去说呢？他同我说了难处，我们都感到不好办。这件事情，后来还是高放劝老人说国家目前困难，待以后再说。经做过大量的工作后，老人抱着遗憾，返回了沈阳。临行前老高给老人买了衣服、帽子，又在北京饭店请老人吃了一顿饭送老人上的车。回去之后不久，高文风老人不幸去世，至今这件事已成了“历史”了，老高父子两人为了中国革命付出的心血和财产，我*不应忘记呀！特别是高文风老人不论他的思想经历和过去在旧中国历史年代做什么生意，可一直被组织上划为“地主”成份，视为“剥削”阶级对待的。高放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与社会主义建设年代中屡屡因为这个“地主”家庭成份出身，受了所谓“跳进*河洗不清”的连累，以致于背着沉重的*治历史包袱一直陪伴着他含冤而去。每每回想起此事，我都心潮难平。不看一位同志的工作表现，每当运动一来即以阶级成份出身论终生，给同志套上一具*治枷锁，让多少好同志变为了*治殉葬品。
高放同志在去杭州疗养治疗后，我的原工作单位广州市委监察局来信，请我回广州平反五七年的冤案。我在去广州时绕道上海去杭州看望他。杭州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我是头一次到此，高放同志陪我游览了杭州的所有名胜风景。在游西湖时，我们信步走到“三潭印月”，他深情地对我说：“三潭印月，明月自圆迎亲人，你千里迢迢来寻亲人应该留个影”。照完了像之后又游到了虎瀑，他请我品了西湖龙井茶，他让我仔细地品尝其中的美，他说：“西湖水，龙井茶美不胜收，称得上天成之作，但咱们的心情更美。”我们携手登上了玉皇山山头，看着八卦田，他笑着对我说：“你看这就是玉皇大帝的八卦田，我俩也成神仙了，做神仙容易，做人比做神仙难啊！”接着他又说道：“路徘徊，莫回首呀！”我当时想可能是高放同志又见景生情了，想起了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有多少战友和同志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呀！我们沿着苏堤一路行走。每到一处名胜，高放同志都喜欢认真地看古今文人雅士诗文墨迹。他深有感触地称赞西湖美，美的自然，美的令人心醉。我在杭州住了几天，准备赴广州办事，行前，高放同志买了四把檀香扇子，一把花伞，四件丝绸衣服给我做留念。我带着美好的记忆，踏上了去广州火车，他到车站送我，一再深情地向我挥手，车开了，直到看不见他的身影。
在广州市委监察局，老局长候富山同志同我谈话说我在五七年在柳州地委工作时受到的诬陷材料经组织调查是副局长施涛所为，现已查明是报负陷害，施涛已受行*处分，降级处理，经研究组织上给我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祥情我就不再多述了。在*治运动频繁的年代，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太多了，好在“平反”了，好好工作吧。办完了我的平反事情之后，我从广州返北京。当列车路过湖南衡阳火车站时，我看见了我原在一五一师*治部工作时任主任的江腾蛟同志站在车站站台上送人，自从部队南下我们分手后有近十余年没见面了，我立刻叫他，江腾蛟主任看见是我后非常高兴，我们相互问候，简单说了各自的情况，短短的十几分钟时间很快，车就又开了。记得高放同志在天津战役战斗后，由上级分得一支美国派克金笔，以做工作之用，因江腾蛟主任喜爱，请高放吃饭，高放同志就割爱送给了他。这是战争年代里的那段战友情谊，当时都是非常纯朴的。衡阳一见后就没再见到江主任的面了。在以后“文革”的岁月之中，我们都各自在*治风浪中，因不同的“原因”而跌宕起伏，莫衷一是了。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老高从杭州疗养之后，在完成了《毛泽东*事文选》出版发行的全部工作后，又回到战理部古代兵法研究室继续从事理论研究工作。一九六三年底，由于他身体不好视力下降，向院里申请不搞理论研究工作了。经*科院研究，调他到*事器材教研馆工作，任教保处长。我家搬到了教研馆，住四室一厅的一套单元房。教研馆是为展出我*陆海空三*当时研制的最新高尖端武器装备而专门设立的机关部门。这个馆是高度保密的部门，下设十一个展馆，中央领导几乎全部都去参观过。高放因为是教保处长，故十一个展馆的保卫工作由他负责，因有特别通行证，可自由出入。教研馆有一个相当大的水池，当时供我*研制的各种坦克和两栖装甲车辆在池中试验表演。*科院的人都叫它“游泳池”，其实供人们游泳的区域只占一小部分，而且有铁丝网围着。那么大的游泳池，在全国、除了海滨游泳场外，可能无第二个。
我家四个男孩子，当时都正值淘气的年龄，不懂事，院内的小孩子多，都在十几岁，在一起玩时，常常惹出事端。记得有一次一群孩子跑到院内服务社仓库里抓小猫，将仓库内的盆、碗等物品打碎了不少，当场全部被抓住。我家有三个孩子在其中，高放同志在院内做检查，并按价赔偿服务社的损失。又有一次冬天，我家二儿子和同学去“游泳池”冰面上玩，一个孩子掉到了冰水中，当时不少战士跳下冰水中救出了小孩子，院内广播名单又有高放的名字。还有一次，我家孩子同曹宇光家的孩子淘气，将工程施工的进口大卡车的坐垫撕坏，又被查出。高放又做检查，并赔偿施工单位的损失。记得当时院内最出名的两家孩子，就是惹祸多的孩子就数高放、曹宇光两家了。孩子出事多，家长被点名多，在院内逐渐出了名气。这些小孩子淘气方面的问题大人没管教好是有一定的责任，但是当时院内一些思想较“左”的同志就说高家子女管教不好，有的甚至说的很“原则”。因为我白天不在家，晚上回的晚，早上走的又早，所以五个孩子的生活、学习等问题高放只能多操心了，也真是难为他了。其实高放同志对孩子们的缺点和幼稚行为一点都不坦护，他教育孩子有耐心，从不打骂孩子，以说理教育为主。批评孩子从来不高声叫骂，讲道理，说问题。所以我家的孩子从小都惧怕我而不怕他。记得孩子从小上幼儿园时，别人的孩子一哭都叫“妈妈”，我家的孩子却叫“爸爸”的。老高很注意孩子们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带上全家到各处名胜古迹游览，以对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懂得的历史典故很多，每到一处他都能给孩子们说出历史的“由来”。在教育孩子们方面他也很慷慨，各方面的书、小说、文体用品等我家都基本购买，只要孩子们有专长爱好，就引导他们建立兴趣。大女儿江江上中学时，他到上海出差，特地为她买了一辆十分漂亮的凤凰自行车，以示奖励。他非常希望孩子们生活得比他的童年幸福，将来成长为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才。他常对孩子们说：“希望你们将来比我们强”这是一颗伟大的父爱之心。
一九六四年，“社教运动”开始了。*事科学院与国家民委等其他部门组成了“四清工作队”，工作队的工作地点在贵州省睛隆县。高放同志被派到工作队任副队长，队长是李大磊将*。老将*是燕京大学毕业的，于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他是一位文武双全的*队干部，在*科院早期也在战理部工作。
;错误，和一位年青的女教师搞不正当关系，该女教师当时已怀孕了。县教育局准备再次做出行*纪律处理。高放同志知道情况后，多次找那位老干部（我用该称呼）谈话，让其立即改正错误，并保持晚节。在当时，高放同志从内心来讲是不愿看到那位老干部走到了那种难堪的境地的，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有过贡献的人吗。在工作队会上，高放同志提出意见；给他出路，做退休处理，不追究刑事责任，将他老婆调到睛隆县解决户口与工作一起生活，并妥善解决那位年青女教师的工作调动和善后事宜。高放同志的意见被县教育局采纳了。那位老干部十分激动，晚年犯错误，境况可想而知，幸好遇上了高放同志，得以善终。高放同志就是这样的人。
贵州四清工作队的工作很辛苦，生活也较清苦。吃饭大家在一起吃。当时的生活和地方群众一样没什么特殊的照顾。我从北京给高放同志寄了几次药品，以补养他的身体，当时也只有鱼肝油、维生素等。由于当地的气候湿热，衣服被褥常常发霉菌，当地条件差，洗澡不方便，以致于后来高放同志发现身上奇痒，经诊断患上了“牛皮癣”，皮肤和脚上起了小红点一抓很痒，回京后治了很长时间才治好。
四清工作历时一年，“运动”结束后，高放同志返回北京。在回京时他绕道桂林，看望了老战友（老红*）魏振陆同志，他已离休在桂林。桂林的豆腐乳很有名，高放同志买了几瓶带回家。
就在高放在贵州四清时，教研馆少数干部传出高放同志出身“大地主”家庭的无聊议论，孟宪宝同志（教研馆干部）爱人小杨告诉了我，我很生气，以成份出身论人，让高放受了太多的委曲和不公对待。为什么不干工作，搬弄是非的少数人对此就那么津津乐道呢？我想不通，去找了贺光华主任和干部处领导反映问题，我说道：“以出身论干部是极左的思想，高放同志几十年革命表现与经历证明了他是忠于*和人民的好同志，这样议论同志是不正常的行为，更何况高放没犯任何错误，目前又工作在外地。”但是当时的*内极“左”思想盛行，部队里也不例外，*治运动一场接一场，特别是有人对能力较强，工作成绩突出的好同志很忌妒，就用挑成分、评出身这种方法贬低他人，抬高自己。这种*治气氛在当时的环境中越来越浓厚了。高放同志四清回来后，我对他讲了这件事情，他听完后不置可否地笑笑。去找，去说又有什么用呢？自参加革命以来，因为出身成份较高，使他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太多了，他往往在工作上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谨慎工作，不去争任何利益和职务，任劳任怨。但当时的成份论思维方式还是一次次的、不能公正地对待他。他已不看重什么了，只有好好工作，不去比那些“好出身”的人，不去同“好出身”的人争利益，用实际工作回答他们的可笑思维方式。我们都不再为这件事费精力解释和计较什么。
未完待续
本文提供：高江峰，高红光
本文编辑：吴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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